乡村“家务事”如何打破？一个家暴受害者与沉默闭环
45岁的农村妇女黄丽娇，在长达21年的婚姻里始终笼罩在前夫家暴的阴影中。她长期居住在三亚下辖的小村庄，当年接连生下三个孩子后无法工作，全家生计全靠前夫支撑，而每一次家暴的导火索，几乎都离不开“钱”。“大女儿刚上幼儿园要交学费，二女儿才出生，我连买盐的钱都拿不出来，每次找他要钱，最后总是以我挨打收场。”回忆起那段不堪的岁月，黄丽娇声音哽咽，最刻骨铭心的一次，她被前夫掐住脖子按进牛粪堆，对方还穿着皮鞋不停踢打。即便长期遭受如此暴力，黄丽娇却很少向人倾诉，也几乎不曾寻求外界帮助。“村里人都知道我们是‘打架夫妻’，连村干部都说，‘过日子哪有不打架的’。”这种“家务事”的认知，在农村家暴治理中并非个例。海南卓一律师事务所的楚玥律师长期从事农村法律援助服务，她介绍，自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以来，我国已建立起人身安全保护令、家庭暴力告诫书等制度体系，但这套体系在农村落地时却面临突出难题——家暴行为的司法认定率极低。
楚玥坦言，在她三年执业生涯中，仅有一位农村家暴受害者获得了警察开具的《家庭暴力告诫书》。很多时候，警察出警后仅会出具《现场治安调解书》，且对“家暴”的描述往往含糊不清。2022年四川省自贡市人民检察院的调研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现状：该地区当年受理的141件家暴警情中，仅发出47份告诫书，比例仅33.33%。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副院长谢玲指出，农村地区的家庭暴力多为针对女性的性别暴力，却常被村民视为“家务事”，不仅习以为常，更普遍缺乏干预意识。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张荆补充道，农村女性报警后，警方也常简单归类为“家务事”，甚至会变相劝导受害者，提醒“一旦处罚可能影响子女未来的政审”。
更令人担忧的是，农村地区的临时庇护救助体系尚未有效落地，庇护所普遍处于空白状态。“不少城市有社会团体和公益机构推动庇护所建设，但农村地区庇护所的经费来源至今缺乏明确保障。”张荆说。而农村妇女对家暴的长期容忍，背后有着复杂的深层原因。谢玲认为，传统观念是重要推手，许多农村女性自幼目睹男性长辈实施家暴，便将暴力行为正常化，对自身遭遇也习以为常。黄丽娇就曾被打掉牙齿，却在第二天挂完点滴后继续干活，“村里人都说，谁家过日子不吵架打架？”
长期受虐还让妇女容易陷入“习得性无助”，甚至发展为“受虐妇女综合征”。经济上的依赖则成为她们逃离家暴的另一道枷锁。楚玥强调，经济不独立直接导致人格难以独立，让女性遭遇暴力时缺乏离婚的底气。黄丽娇坦言，当年她完全依赖前夫经济支持，作为外嫁媳妇无法独立获得村集体土地收益，“钱都直接分给前夫”，如果离婚连住处都没有。农村社会对家暴的集体漠视，更是压垮受害者的重要稻草。谢玲指出，部分地区受“男尊女卑”观念影响，受害者获得的社会支持严重不足，甚至娘家也难以提供帮助，黄丽娇的父母就曾对她说：“哪里轮得上我们去教女婿做事。”
法律层面的认定障碍也不容忽视。张荆表示，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出台后，配套制度未能同步完善，直至2024年12月《关于加强家庭暴力告诫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印发，才明确了公安机关认定家暴、颁布告诫令的具体情形。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部分农村基层民警仍将家暴视为家务纠纷，立案不及时导致鉴定困难，而签发《家暴告诫书》需完成送达和回访程序，增加了民警工作量，客观上降低了执法积极性。司法实践中，家暴认定还面临“证明标准高、证据收集难、认定尺度严”三大难题。“法庭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但受害者往往缺乏证据意识，且家暴具有隐蔽性，证据收集难度大，法院还要求必须‘造成一定伤害后果’才认定为家暴。”张荆解释道，传统观念与司法价值的“软冲突”，也让法官办案时尤为谨慎，进一步加大了法律追责难度。
谢玲认为，农村反家暴工作的关键，在于帮助受暴妇女“找回自我”。“应当为受害者提供专业心理辅导，真正理解她们的处境、倾听她们的心声，只有建立起安全感与对法治的信任，社会救助与保护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张荆也表示，破解农村家暴问题必须突破观念壁垒，“根深蒂固的认知偏见才是核心”。她呼吁，农村地区需加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宣传，从源头上遏制家暴，同时构建支持性资源网络，让反家暴力量在乡村落地生根。
在经济层面，张荆点出了问题的症结：“农村女性实现经济独立的关键，在于土地权益的保障。”她解释，许多农村妇女结婚后会失去娘家的土地分配权和遗产继承权，若能确保她们始终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就有了退路和底气。此外，还应为农村留守妇女等群体开发适合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帮助她们在家门口实现经济独立。
法律层面，楚玥介绍，村居法律顾问制度已全面落地，即便最偏远的村庄，也有法律顾问定期值班，联系方式在村委会公示，受害者可免费咨询。针对离婚程序复杂、周期长的问题，张荆表示，多地法院已为涉家暴案件开辟“绿色通道”，提升司法效率。“加强基层民警的反家暴普法培训也至关重要。”张荆说，部分民警最初对家暴议题存在抵触，认为可能影响家庭和谐，但通过专家系统讲解，认知已明显转变。她还建议在农村村委会或派出所附近设立临时庇护所，甚至与办公场所一体化建设，对施暴者形成心理震慑。
2025年，黄丽娇在楚玥的协助下与前夫离婚。“离婚后，我感觉生活轻松了很多。”她的语气中透着释然，但随即话锋一转，“因为前夫不断骚扰，我不得不频繁报警，结果在邻里眼中成了‘最恶毒’的女人。”张荆深知，对黄丽娇这样的农村女性而言，离婚并非终点。“大家只有真正转变观念，反家暴的法律措施才能落到实处。”这不仅是对一位受害者的期许，更是对农村反家暴工作的深层呼唤。
（来源/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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