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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一则人事任命引发社会广泛关注：1999年出生的2023级博士研究生闵超，正式受聘为该校"新百人计划"研究员并担任博士生导师。这位26岁的文科青年教师跻身博导行列，既让人们看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的创新活力，也引发了关于博导资格的热烈讨论。支持者认为这是破除论资排辈的破冰之举，质疑者则担忧博导头衔是否"含金量下降"。这场争议的核心，实则指向一个关键命题：博导究竟是彰显身份的"头衔"，还是承担职责的"岗位"？
事实上，闵超的任职并非个例。今年以来，浙江大学已有多位95后博士相继受聘为博士生导师。这一系列人事安排，并非简单的"破格提拔"，而是高校推进博导制度从"头衔导向"向"岗位导向"转型的具体实践。将科研能力突出的青年教师推向博士生指导岗位，既为博士培养注入新鲜血液，更搭建了青年学术人才成长的重要平台，彰显了高校人才队伍建设的改革思路。
关于博导的定位，政策层面早有明确界定。2020年9月，教育部在回复政协委员提案时就曾重申：博导是工作岗位，而非教授中的固定层次或荣誉称号。这一表述并非新规，而是对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改革博士生指导教师审核办法的通知》核心精神的延续。该通知明确下放博导评审权，打破"博导即荣誉"的固化认知，目的就是适应博士生教育发展需求，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让更多有能力的教师参与到博士培养工作中。
然而在现实中，"博导高于教授"的固有认知仍有市场。这一认知源于我国博导制度建立初期的历史背景——当时博导均从教授中遴选，使得博导身份自然带有"职称天花板"的光环。但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这种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一批活跃在科研一线的青年教师因职称限制无法获得指导资格，而部分资深教授因精力有限或研究领域固化，难以给予博士生前沿性指导。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早在2004年就曾直言这种制度的局限性："讲师活跃在科研第一线，是带研究生最好的人选；而我这个年纪已不在最前线，反而不是最佳指导者。让冲锋陷阵的人不能带研究生，这是错误的。"这番话点出了博士培养的核心规律——科研指导的关键在于学术前沿性和实践创新性，而非职称高低或资历深浅。
我国高校其实早自本世纪初就已启动博导制度改革。北京大学等高校率先明确，具有博士学位、科研能力突出的讲师、副教授均可担任博导。但改革进程仍受传统观念制约，不少人对低职称青年博导的指导能力心存疑虑，这种认知壁垒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尤为明显。有观点认为，理工科青年可凭借科研成果证明实力，而文科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这种学科差异论有一定合理性，但不能成为限制青年人才的借口——人文社科领域的青年教师同样需要独立科研平台，其学术潜力也需要通过指导博士生这样的实践来激发。
将博导定位为岗位而非头衔，在欧美高校已是成熟惯例，完全符合博士培养与青年教师成长的双重规律。刚入职的青年博士正处于科研创造力的黄金期，他们与博士生年龄差距小、学术思维活跃，既能通过共同研究传递前沿理念，也能在指导过程中实现自我提升。反观我国部分高校，不少教授名义上是博导，实际指导工作却由团队青年教师承担，青年教师因缺乏独立招博资格，只能沦为"影子导师"，这既不利于博士生培养质量提升，更阻碍了青年教师的独立成长。
从这个角度看，浙江大学对95后青年教师的任用，不仅是打破论资排辈的勇气之举，更是构建良性学术生态的制度探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年教师担任的"新百人计划"研究员，并非传统职称体系中的正高职称，而是为其开展科研提供便利的岗位身份，其职称仍为讲师或助理教授，需通过聘期考核才能晋升副教授并获得长聘资格。这种安排既保障了学术岗位的流动性，也折射出高校在摆脱"头衔依赖"过程中循序渐进的务实态度——正如北京大学的韦东奕，也是先以研究员身份开展工作，近期才晋升为副教授。
更广阔的政策背景为这种改革提供了支撑。2022年，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提出对新入科研岗位的博士毕业生、博士后给予不少于5年的非竞争性科研经费支持。经费保障与岗位授权相结合，让青年教师既能独立开展研究，又能自主指导博士生，这种模式正在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新趋势。
人才兴则学术兴，人才强则教育强。26岁博士任博导引发的争议，本质上是新旧人才评价观念的碰撞。当高校敢于打破"论资排辈"的桎梏，当社会能够理性看待"青年才俊"的崛起，更多科研生力军才能在前沿领域崭露头角。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博导制度改革的持续深化，"英雄不问出处、能力决定岗位"将成为高校人才建设的常态，为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综合：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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