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养老金集中“上调天花板”，但多数人的“保障底线”何时能抬高？

发布者: 丽江同城网|曹玉庚 | 发布时间: 2026-1-12 10:09| 查看数: 3546| 评论数: 6|IP：云南丽江

新年伊始，多地农民养老金缴费上限将迎来新一轮上涨，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完善注入新动向。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近两个月内，云南、安徽、贵州、辽宁等多地密集宣布，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即“农民养老金”）缴费档次的最高标准将上调。这是时隔数年后，全国范围内再次出现农民养老金缴费上限集中上涨的现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回顾此前缴费标准，辽宁、贵州两地的农民养老金缴费上限均为每年3000元，而2026年将分别跃升至每年5000元、6000元；云南则进一步将上限提高至每年1万元，成为全国首个缴费上限突破1万元的省份。多地同步“抬上限”，既精准回应了部分居民对更高水平养老保障的需求，也折射出当前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紧迫性。

从制度设计来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由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构成。上调缴费上限，本质上是抬高了个人账户积累的“天花板”：一方面，给有缴费能力、有更高保障意愿的居民提供了更多选择，充分体现“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筹资与待遇享受原则；另一方面，也为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之间的衔接流动提供了更大弹性，有助于减少因身份转换带来的制度摩擦，更好适配灵活就业群体的参保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养老金困境的核心矛盾，并非“上限不够高”，而是“多数人缴不起、缴不多”。对收入波动大、家庭负担重的农村居民而言，他们往往只能选择最低档次缴费，即便最高缴费档次再提高，也难以转化为普遍的待遇提升。更需警惕的是，过度强调“个人多交”，还可能弱化公共养老金的财政兜底责任，偏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普惠性定位。因此，相较于抬高“天花板”，提升保障“地板”——也就是基础养老金水平，更能直击农村养老保障的痛点。

与此同时，农民工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之间的自由切换仍存在障碍，制度衔接不畅导致部分群体的养老权益受损。这意味着，解决农民养老金困境，不能仅依赖“抬上限”这单一举措，更需要构建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补短板、强支撑。

首先，应优先“抬地板”，筑牢基本保障底线。要继续提高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并建立更稳定、更透明的动态调整机制，让基础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强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重点向财力薄弱地区倾斜，避免出现“越穷越难提待遇”的恶性循环，让基本养老保障更均等、更可预期。

其次，优化缴费补贴政策，聚焦“促覆盖、促中档”。当前的补贴政策需避免只对高档缴费“锦上添花”，应适当提高中档缴费的补贴梯度，通过更有力的激励引导，让更多参保人从最低档转向自身可承受的中档缴费，逐步提升个人账户积累水平；针对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要进一步完善保费代缴政策和最低档补贴机制，同时简化申请流程、提升信息透明度，减少“该享未享”的情况。

再者，打通制度衔接通道，为流动劳动者兜住养老权益。要进一步完善个人权益记录管理、跨省转移接续流程和缴费年限认定规则，降低城乡两种养老保险制度转换过程中的权益损耗；针对平台就业、零工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探索建立更清晰的养老责任多方共担机制，鼓励用工主体通过补贴、代缴等方式参与参保，让养老保障责任更合理地在个人、企业、政府间分担。

此外，还需推动“钱”与“服务”协同补齐。当前农村地区养老护理、医疗服务、社区互助等配套资源供给不足，即便养老金水平有所提高，也难以充分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应推动基本养老保障与农村养老服务体系、长期护理保障、社会救助等制度协同衔接，让养老金真正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生活改善，切实增强农村老年人的获得感。

在制度完善过程中，还必须兼顾可持续性与公平性。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虽强调个人缴费责任，但农村居民的支付能力差异显著，制度设计应更多体现“公共兜底+合理激励”的导向。一方面，地方在提高缴费上限时，要同步评估财政补贴的承受能力，避免引发各地盲目攀比缴费档次，给居民带来不必要的缴费压力；另一方面，可鼓励村集体经济、土地经营收益、乡村公益金等，在合规前提下以补助形式支持村民参保，探索“集体补一点、政府奖一点、个人缴一点”的多元筹资模式，让更多农村居民有条件长期缴费、稳定缴费。

总之，完善农民养老金制度，既要关注缴费能力较强群体的更高需求，更要坚守普惠性底线，聚焦多数人的保障痛点，在提高保障水平的同时，兼顾公平性与可持续性。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每一位农村居民都能享受到应有的养老保障，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更加安心、更有尊严。

（来源/新京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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