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页、90页、39页……为什么越来越多学生选择用PDF“曝光”导师

发布者: 丽江同城网|曹玉庚 | 发布时间: 2026-2-13 11:00| 阅读量: 2665| 评论数: 5|IP：中国云南丽江

又一高校“PDF举报”风波，在互联网上悄然发酵，再次将高校导生矛盾、学术规范等话题推向公众视野。

2026年2月初，四川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多名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在社交平台联合发布了一份长达90页（含目录）的举报材料，直指其课题组导师王竹卿存在多项违规违纪行为。学生们指控，王竹卿涉嫌学术不端，存在数据造假、一稿多投等问题；其名下关联公司还被指财务异常，存在虚假挂名、发放“虚假工资”等情况。与此同时，学生们还反映，王竹卿在日常指导中疏于管理，对学生发泄情绪成为常态，相关行为已涉嫌违反高校师德师风相关规范。

事件曝光后，四川大学迅速作出回应。2月6日，该校人事处发布通告称，已收到关于王竹卿老师相关问题的反映，学校高度重视，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并严格按规定启动调查程序，后续将及时公布调查结果。

2月9日，南方周末记者致电被举报人王竹卿，对方表示自己目前正积极配合学校的调查工作，其余相关信息则建议记者前往该团队微机电系统与智能传感创新中心网站查询，未再多透露细节。

“学生以PDF形式在网络上举报导师的现象并非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曾专门研究过“导生关系”的上海海事大学副教授王伯承，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他指出，近年来，高校学生用PDF举报导师的行为，逐渐呈现出日常化、琐事化、程序模板化的趋势。在高校教师与学生双方均承受较大现实压力的背景下，原本可以通过协商化解的小分歧，往往被放大为权力冲突，再借助数字工具转化为公开、文本化的对抗表达，进而激化矛盾、抬高调和成本。作为“互联网原住民”，Z世代大学生习惯在网上公开吐槽或投诉学校和老师，这类情况早已不再鲜见。

这份引发争议的举报材料，整体排版严谨、语言学术，和一篇专业的学术论文别无二致，不仅有明确的标题、前言、目录、参考法规政策，还有完整的结语，其中主体内容就达83页，重点围绕王竹卿在学术规范、财务行为、师德师风三大方面的问题展开，条理清晰、有据可查。

据四川大学官方网站显示，王竹卿的学术履历十分亮眼：他在大连理工大学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赴日本山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长期在日本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2021年入职四川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担任教授一职。入职五年来，他已累计发表62篇SCI论文、41篇EI收录会议论文，科研成果看似丰硕。

但举报材料指出，在这些发表的论文中，有28篇疑似存在一稿多投、数据重复、数据造假等学术不端问题，涉嫌学术诚信违规。除此之外，财务方面的问题也备受关注，举报材料称，2023年至2025年间，王竹卿将课题组的科研助理及学生，虚假挂名在自己名下的两家公司中，每月为其发放“虚假工资”，部分助理入学攻读博士学位后，仍未从公司除名，继续领取虚假工资，目前已知的总金额已达十余万元。

在师德师风方面，学生们的指控也十分具体：王竹卿经常缺席学院规定的本科课程，即便到校上课，也常常讲授与课堂无关的内容；更让学生难以接受的是，他对学生发泄情绪成为常态，言语态度极具压迫感，严重影响学生的正常学习和心理状态。

为进一步核实情况，南方周末记者尝试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联系王竹卿在日本东北大学的前同事、四川大学的现任同事，以及其论文共同作者，但截至发稿前，均未获得任何回复，相关人员均选择保持沉默。

本科毕业于四川大学的严琳汐（化名），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了自己在王竹卿实验室的经历。2021年，还在读大二的她，因想提前进入课题组做科研，在朋友的推荐下加入了王竹卿的实验室。“进实验室的流程比较简单，只需要提交成绩单和简历，再向王教授表达加入的意愿就可以了，没有复杂的考核环节。”

严琳汐回忆，当时正值王竹卿刚入职四川大学不久，实验室还处于起步阶段，人员紧缺。她猜测，或许正是因为缺人，实验室当时才比较愿意招收本科生和科研助理，自己也因此获得了进入实验室的机会。

在实验室期间，严琳汐并没有得到王竹卿的直接指导，而是由一名师姐负责具体带教，但学生们见到王竹卿本人的机会并不少。让她印象深刻的是，王竹卿的实验室并不在四川大学校园内，而是位于校外的国家科技园二层，“实验室当时挂的就是他名下公司的牌子，看起来更像是公司的办公场地，而非高校的科研实验室”。

据企查查信息核实，严琳汐所提及的两家公司，分别是成都东仙微创科技有限公司与成都仙和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王竹卿在这两家公司中，分别持股100%和99%，是两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这也让实验室与公司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

谈及与王竹卿的日常接触，严琳汐表示，自己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比较正常的导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并没有什么异常。但到了大四下学期，随着她与王竹卿的直接接触逐渐增多，开始协助其撰写科研项目申请书（学生们俗称“本子”），她对这位导师的印象也逐渐改变，最深的感受就是“情绪不太稳定”。

“他经常突然就不开心了，没有任何预兆，”严琳汐回忆道，王竹卿情绪不对劲的时候，发信息都会频繁使用感叹号，有时候连续两句话，每一句后面都会加一个感叹号，语气显得十分急促且不耐烦。其间，她还在组员交流群里，看到王竹卿因为一点小事，处罚某位师兄“接下来一周不能去实验室”，语气强硬，没有丝毫缓和的余地。

对此，王伯承分析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已明确赋予教师对学生的合理惩戒权，但在高等教育阶段，教师教育惩戒权的适用范围与边界相对模糊，并没有明确的标准。这既与教师个人的管理习惯有关，也取决于学生对惩戒方式的理解与容忍程度，在具体的教学和科研情境中，很难准确把握分寸，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师生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举报PDF在网上广泛流传后，四川大学校内流传出一份立案告知书，显示王竹卿已于2月7日，向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报案，报案缘由为“被诽谤”。南方周末记者就此事向王竹卿求证时，对方并未正面回应，只是在电话里苦笑道，“报不报警是自己的权利”，言语间满是无奈。当记者进一步询问事件调查进展时，王竹卿直接挂断了电话。随后，记者又先后致电四川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办公室、纪委办公室，试图了解调查的最新情况，但电话均无人接听，此事暂时陷入僵局。

近几年，以PDF形式呈现、通过社交平台传播的举报方式，逐渐成为一些高校学生维护自身权益的选择，类似的高校“PDF举报”事件频频出现，早已不是新鲜事。

嘉兴南湖学院新材料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赵正喜，在2025年3月发表了一篇相关研究论文——《大学生网络举报现象对高校管理工作的影响及应对研究——以A高校为例》。文中统计了浙江某高校2023—2024学年间收集的2318条学生问题意见，结果发现，学生更倾向于通过信访、网络平台、书记信箱等多种渠道表达意见、反映问题，其中有459条问题意见，都是通过网络平台反映的，占比接近五分之一。

赵正喜在文中分析，大学生群体普遍具有较强的行动力和表达意愿，若相关问题未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有效回应或妥善解决，部分学生便会转而通过其他渠道持续反映、投诉乃至举报，直至获得明确答复或实质性处理结果。此外，学生通过网络进行举报的方式也日趋专业化，无论涉及学术不端、考试公平，还是师生冲突等问题，大学生往往会第一时间借助网络平台公开反映，并同步提供相对完整的证据材料，包括录音录像、聊天记录截图、文件复印件等，力求让举报更有说服力。

更值得关注的是，学生在网上公开举报导师，一旦成为舆论热点，往往能够得到校方的快速响应，处理效率远高于校内私下举报。

2020年11月，天津大学化工学院硕士研究生吕翔，以一份123页的PDF为载体，在互联网上实名举报其导师张裕卿的多种学术不端行为，引发全网关注。同月19日，天津大学便迅速发布通告，宣布解除与张裕卿的聘用合同，果断处置学术不端行为；一年半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作出进一步处理，撤销张裕卿的相关研究项目，取消其5年内的项目申请资格，并进行通报批评，彰显了打击学术不端的决心。

2024年1月16日，华中农业大学已进入寒假，该校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系的11名硕博研究生，联合发布一份长达125页的PDF举报材料，实名举报导师黄飞若“逼迫学生篡改数据、编造实验结果”，还对学生进行“人身攻击和辱骂”，此事迅速被多家媒体报道，引发广泛热议。在春节前三天的2月6日，华中农业大学发布通告，作出严厉处理：撤销黄飞若校内一切职务，解除聘用合同，同时停用其主编的《饲料智能加工生产学》教材，回应学生诉求。

处理速度最快的当属北京邮电大学的案例。2024年4月9日，该校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15名研究生，用一份23页的PDF联名举报导师郑凤，指控其对学生存在人格侮辱，还长期差遣学生从事科研以外的私人工作，比如替其开车接送朋友和家人、去其家里打扫卫生等，严重占用学生的科研和学习时间。仅仅一天后，北京邮电大学便发布处理结果，取消郑凤的研究生导师资格，停止其教学工作，将其职称由副教授七级降为讲师十级，并对其进行党纪处分，快速平息了舆论争议。

“这几年学生的投诉确实是多了一点，但也谈不上显著增加。”就职于北京某985高校的一位教授，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在他的观察里，这一代大学生的权利意识更强，很会积极争取和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遇到不公或矛盾时，也更倾向于通过投诉、举报等方式解决，而非默默忍受。

那么，这些学生为何不选择校内渠道反映问题，反而要冒着“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风险，走向网络、公开举报呢？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严琳汐坦言，自己并不清楚，如果不选择公开举报，在校内应当通过何种渠道，向学校反映导师存在的问题。南方周末记者进一步询问了数名四川大学在读学生，他们均表示，学校并未明确告知过，若发现导师有违规行为、或与导师发生矛盾时，具体应该找哪个部门、走哪些流程解决，大家对此都十分茫然。

“学校其实一直有处理这类事宜的渠道与相关机构，比如纪委部门、师德师风办公室等，但问题是，这些渠道和联系方式，并不会直接写在学生手册里，也不会做成告示贴在学校的显眼位置，宣传力度严重不足，因此很多学生都不清楚，遇到问题应该去找谁、怎么反映。”前述北京985高校教授分析道，这也是很多学生最终选择走向网络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进一步解释，学生举报导师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科研经费使用问题、学术不端问题，以及师德师风问题。其中，学术不端与科研经费问题，若有较为明确的事实和证据，学生可以直接向学校纪委部门举报；至于师德师风问题，高校人事处一般都设有专门的师德师风办公室，负责受理相关投诉。但不管反映到哪个部门，最终往往还是要回到学院层面，由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负责调查和解决，而师德师风问题的调查与认定，往往缺乏明确的标准，难度较大，很容易不了了之。

这位教授还透露，他所在的学院，也曾出现过学生举报导师的案例，“学术不端的情况较为少见，涉及师生相处矛盾、导师管理方式不当的投诉，相对更多一些”。他解释，这类行为往往没有直接违反具体的规章制度，处理方式通常以协调为主，若协调难度较大，就由院长在导师层面进一步做思想工作，推动双方化解矛盾，但这种协调往往很难真正满足学生的诉求。

这名教授坦承，在很多师生矛盾中，存在明显的认知偏差：一些被学生视为“压榨”“刁难”的行为，在导师看来，未必构成违规，只是正常的管理和要求，双方往往难以形成一致认知。若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导师触碰红线，学校通常较难直接启动问责程序；但若学生掌握确切证据，可直接向校纪委举报，往往能获得明确的处理结果。

2025年7月，华东理工大学一名在读博士王思菱（化名），联合课题组内其他成员，在网上公开了一份39页的PDF举报材料，举报自己的导师、该校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教授陈某荣，存在非法套取科研经费、在未取得相关资质的情况下承接工程设计施工，还强制要求学生参与施工等问题，严重影响学生的科研进度和学业发展。

王思菱表示，自己最初并没有选择网络举报，而是先尝试了校内渠道。在网上发布举报PDF前的2024年12月23日，她与同学曾向学校纪律检查委员会案件监督管理室，实名举报了陈某荣的相关问题。三天后，王思菱收到了学校纪检部门的正式受理通知；2025年1月，三名自称来自校纪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当面告知她，相关调查小组已成立，正在推进调查工作。

但让王思菱和同学们失望的是，此后的四个月里，她们没有收到任何关于调查进展的通知，也没有得到任何调查结论，事情一直处于停滞状态。2025年5月，王思菱就此事的调查进展，向上海市教育局提交了书面问询，在法定两个月的回复期限最后一天，她仅收到上海一网通办信访平台“仍在调查中”的简单回复，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由于迟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调查结果，诉求无法得到满足，王思菱和同学们最终选择了在网上公开举报，希望借助舆论压力，推动问题得到解决。

据王思菱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电话录音显示，2025年12月18日，华东理工大学纪委办公室在线下，口头告知王思菱及其他博士生，相关问题“已经得到处理”。关于科研经费问题，校方表示，陈某荣已提交手写道歉信，并在谈话室作出深刻反省，学校已对其采取了暂缓研究生招生资格的处理，其余相关问题，将移交陈某荣现供职单位——石河子大学进一步处理。而对于学生们重点举报的师德师风等问题，王思菱表示，校方并未给出任何明确回复，此事也不了了之。

2026年2月11日，南方周末记者致电被举报人陈某荣，对方表示“学校已经解决此事了”，自己没有权利公布相关细节，还称担心自己说得多，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状态，“现在不是我可以公开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同日，记者又致电华东理工大学纪律委员会办公室，接电话的工作人员称“不太清楚此事”，随后便匆匆挂断了电话，不愿多作回应。

现在回看整个举报事件，王思菱满心无奈，她告诉记者，在部分知情者眼中，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举报，像是“自己闹了一通，最后只是换了一个导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她还担忧地表示，这件事发生后，自己在学校的科研工作可能会受到极大影响，人际关系也变得十分微妙，最终或许只能选择退学，结束自己的博士生涯。

王伯承也表示，此类高校PDF举报事件，往往没有真正的赢家，一个常见的结果是，学生在攻读研究生的中途，不得不更换导师甚至研究课题，这不可避免地会对其学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耽误宝贵的科研时间。因此，不管导师是否真的存在问题，学生公开举报导师，始终都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无奈之举。很多时候，学生并非出于伤害他人或自我牺牲的目的，而是在长期感受到持续的压迫、不公对待后，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才产生了强烈的情绪反馈与表达冲动，选择用网络举报的方式，为自己讨一个公道。

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师生矛盾频发的深层原因：现在很多高校对教师实行“非升即走”的考核机制，教师若无法在规定期限内产出足够的科研成果、发表足够数量的论文，就可能面临解聘风险，因此教师的科研压力极大，这种压力往往会间接传递给学生；而另一方面，一些学生攻读研究生的初衷，更多是为了提升学历、好找工作，并非出于真正的科研兴趣，当其科研能力与进度，无法达到导师设定的学术标准时，导师的惩戒与学生的反弹便容易发生，进而演变为激烈的师生冲突，最终走向公开举报的地步。

前述北京985高校教授强调，面对学生的投诉和诉求，学校应当顺应形势，积极应对、主动作为，不能消极推诿、拖延扯皮。“这些投诉也是学生情绪的一个宣泄出口，校方应当开明接纳，秉持公正、公平的原则，尽快调查、妥善解决，不要等到学生将事情捅到网上去，引发舆论风暴，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才去重视和处理。”

王伯承则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他指出，目前高校普遍开设的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课程，内容设置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大多集中于实验造假、论文抄袭、不当署名等学术不端问题，对师生之间的权责边界、互动规范、矛盾化解方式等内容，关注严重不足，无法有效引导师生正确相处。他建议，高校有必要将科研伦理与师生关系规范，纳入系统化、常态化的专门教育体系，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双向引导，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提前规避矛盾、化解分歧，从根源上减少此类PDF举报事件的发生。

同时，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布的《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实施细则》，高等学校应当明确具体部门，负责受理社会组织、个人对本校教学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及学生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还应设立专门岗位或指定专人，负责举报相关的咨询、受理、调查等工作，且在收到学术不端行为线索后，需在15个工作日内提出是否受理的意见并通知实名举报人，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这一细则也为高校规范举报受理流程、及时回应学生诉求，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值得各高校借鉴落实，真正畅通校内举报渠道，让学生的诉求有处说、问题有人管。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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