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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酒店先关灯找红点，租房子翻遍所有电器，生怕插座、路由器里藏着窥伺的镜头——如今，这样的“安全检查”，成了不少人出行、租房的常规操作。近期，酒店民宿、出租屋、医院等场所的偷拍事件频发，个人隐私被明码标价在网络流转，如何管住这些“不怀好意”的镜头，成为公众最关心的民生痛点之一。
就在这时，全国政协委员许礼进的呼吁引发广泛关注。他建议，一方面加强源头管控，规范摄像、录音设备的生产和流通，强制设备加装物理遮蔽装置和工作声光提示，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另一方面，将偷拍隐私行为单独入罪，增设“侵犯公民隐私罪”或“偷窥罪”，织密个人隐私保护网。
委员的呼吁，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声。翻看网友留言，不少人点赞支持，核心诉求很简单：“要让偷拍者付出代价！”在公众看来，偷拍者之所以肆无忌惮，就是因为违法成本太低，增设新罪，似乎是最直接、最解气的治理手段。
但必须明确的是，对于偷拍行为，我国并非无法可依。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早已规定，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可处拘留或罚款；如果情节严重，还可能触犯刑法中的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罪名。真正的难题，不在于“无法可依”，而在于“取证太难”。
偷拍行为天生隐蔽，受害者往往浑然不觉，等发现异常时，证据可能早已被销毁；即便侥幸找到偷拍设备，要证明拍摄者的身份、拍摄目的和传播范围，也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这让很多受害者望而却步，最终只能不了了之。也正因为如此，公众才迫切希望通过加重刑罚，形成更强的震慑力。
不可否认，增设“偷窥罪”有其现实意义。一旦入罪，部分隐私犯罪将转为公诉案件，受害者无需再独自承担沉重的举证责任，这无疑会鼓励更多人站出来维权。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增设新罪，并不是治理偷拍乱象的“万能钥匙”。
一方面，偷拍行为有轻有重：有人只是一时好奇偷拍，未传播也未造成严重后果；有人则是恶意拍摄、大肆传播，甚至以此牟利，性质截然不同。如果不加区分一律定罪，不仅违背了刑法“谦抑性原则”，也可能导致刑罚适用过宽，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法治精神。
另一方面，增设新罪并不能解决“取证难”这个核心痛点。即便有了专门罪名，如果依然无法及时固定证据、锁定嫌疑人，法律依然难以发挥作用。说到底，治理偷拍乱象，从来不是靠单一手段就能见效的。
委员的呼吁，最大的价值在于聚焦民生痛点，推动全社会重视隐私保护，进而倒逼相关部门补齐治理短板。要让偷拍者无处遁形，既需要源头发力——像治理食品安全一样，严管偷拍设备的生产、销售，从根源上切断“偷拍产业链”；也需要完善法律——即便不增设新罪，也要提高现有处罚力度，明确不同情节的处罚标准，让法律真正“长牙带电”。
更重要的是，治理偷拍乱象需要形成合力：监管部门要加大排查和打击力度，平台要主动清理偷拍相关内容、封堵传播渠道，商家要履行主体责任，定期检查场所内设备，而公众也要提高警惕，学会自我保护。
说到底，增设“偷窥罪”是治理偷拍的一条可行路径，但绝不是唯一路径。唯有法律亮剑、技术设防、平台履责、公众警觉，多管齐下、形成闭环，才能彻底管住那些窥伺的镜头，让每个人都能安心入住酒店、放心租住房屋，让个人隐私不再被肆意侵犯、明码标价。
（综合：红星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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