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镇江女子孙某因虚开发票罪、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却自立案起4年间3次怀孕生子，始终未被收监，存在明显“以孕避刑”嫌疑。

2021年9月案发时，孙某因怀孕被取保候审，当年12月生产后司法机关未变更强制措施；2023年2月一审宣判时她再次怀孕，10月生产后哺乳期至2024年10月；2024年9月，距哺乳期结束仅剩一周，她第三次以怀孕为由申请监外执行，2025年5月生下第三个孩子，出生证明父亲信息空白且孩子随母姓，而孙某早在2021年5月已离婚，处于离异状态，却屡次在即将收监时“卡点”怀孕。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65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孕妇，因怀孕或哺乳婴儿可暂予监外执行，执行期间计入刑期。这一规定本是司法人道精神的体现，旨在保障孕妇、胎儿及婴儿的生存与健康权益，避免羁押对孕期女性造成流产、早产风险，也保障哺乳期妇女哺育婴儿的需求。但极少数女罪犯却借此滥用法律，通过多次怀孕、卡点怀孕、婚外怀孕等方式逃避法律惩罚。

《人民检察》杂志2025年05期刊文指出，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对某市辖区2020年至2023年女性犯罪及暂予监外执行监督案件筛查发现，140例涉案怀孕罪犯样本中，46人存在“连续多次怀孕”情况，其中至少22人处于未婚、离异或配偶入监服刑状态，占比47.8%，部分人无固定婚外伴侣，甚至借助非法胚胎移植等非正常手段怀孕，主观恶意显著。

“以孕避刑”虽为个别案例，却危害严重：一方面严重挑战司法权威，滥用法律人道规定，产生恶劣的破窗效应与“示范效应”，损害孕期、哺乳期监外执行的公正性；另一方面，此类行为将胎儿、婴儿当作逃避刑罚的工具，非正常怀孕手段往往导致孩子出生后缺乏完整家庭，不少沦为“事实孤儿”，面临生而不养的困境。

为解决这一问题，需在保障孕妇、哺乳期妇女及婴儿特殊权利的前提下，打上“司法补丁”，堵住漏洞。首先，应将潜在“以孕避刑”可能纳入危险性评估与羁押必要性考量，对涉嫌严重罪行、有“以孕避刑”倾向的嫌疑人予以羁押；其次，精细化调整“监外执行期间计入刑期”规定，若认定为“以孕避刑”，监外时间不予折抵刑期，社区矫正机构可建议法院暂停计算刑期；此外，可参考鄂尔多斯东胜区案例，对“借孕避刑”者直接收监，如该区一名贪污罪犯在哺乳期届满前怀孕获监外执行后又流产，法院决定立即收监且流产期间不计入刑期；最后，针对杀人、贩毒等不宜监外执行的特殊危险性怀孕、哺乳罪犯，可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监狱保育中心、香港地区母婴监区的做法，建设具备优质医疗与育婴设施的特殊羁押场所，实现“应关尽关”，杜绝怀孕罪犯“逍遥法外”。暂予监外执行的初衷是特殊保护，而非制度后门，必须通过精细规范，避免其被滥用。

（来源/澎湃新闻评论）

钻法律空子必须严惩 司法漏洞亟待修补 不能让人道主义成为犯罪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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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法律空子挑战司法权威 必须严惩这种恶意怀孕行为 司法漏洞亟待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