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打印微信作业成了不少家长的一大负担。据半月谈报道，尽管教育部门三令五申要求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并多次开展专项整治，但仍有一些地方的中小学“明减暗不减”，频繁将“成页不成册”的电子作业或试卷照片发到微信群让家长打印，多的时候一晚上得打印几十页，令人抓狂。

微信作业打印乱象，本质是政策执行的变形走样。《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中提到的路径非常清晰，就是要减轻学生课内作业负担、减轻学生校外培训负担、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为落实好“双减”政策，教育部办公厅专门发布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可现实中，微信作业的蔓延泛滥，催生了诸多奇葩现象：“孩子一上小学，首先要买的就是打印机”“带孩子回老家探亲的家长，也得打包带上打印机和电脑”。这不仅增加了家长的经济与时间负担，还让中小学生处于随时要做作业的状态，完全违背了“双减”政策初衷，甚至沦为一种变相“增负”。

需要看到的是，微信作为社交软件具有私密属性，班级微信群内的消息难以被教育督查部门全面掌握，这也给部分老师将其当作布置作业的“隐秘空间”提供了可乘之机。但微信作业既然被明令禁止，相应的监管就不能虚置。通过畅通举报监督渠道、强化对违规行为的排查纠正，伸长监督触角，理应成为治理此类问题的着力方向。

当然，微信作业的存在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矛盾叠加的结果。据报道，“一科一辅”政策的机械执行导致教学资源短缺，部分地区教辅目录更新不及时、种类单一，无法满足实际教学需求；同时学校又严控打印量和类型，双重限制下，老师只能选择“拍照发题”。从本质上看，微信作业仍是布置作业的一种形式，且内容往往是老师找来的其他教辅资料。这个过程中，学校为规避违规风险，将作业打印任务推给家长；老师为减少麻烦，省去自主设计校本作业与统一印制的环节。最终结果是，学生的负担非但没减轻，家长还要额外承担打印的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让教育减负变成了家庭增负。

报道中一个细节引人深思：有家长为不耽误孩子写作业，干脆购置了可手机远程操控的打印机，设备升级意味着成本进一步增加。而对于不具备打印条件的家庭，动辄几十页的打印任务不仅要跑打印店、额外花钱，孩子还可能因家中没有打印机面临隐性歧视。打印机不该成为“教育刚需”，社交软件更不是布置作业的“隐形黑板”。

要真正落实“双减”，必须从源头治理此类变相增负行为。学校应加强对教师的规范管理，明确禁止通过微信群等非正式渠道布置超量作业；教育主管部门需完善监督机制，破除“唯分数”导向，建立科学的过程性评价体系。同时，家校之间要重建良性互动模式，清晰界定各自职责边界，让教育回归本真，让减负真正惠及学生与家庭。

（来源/新京报评论）

微信作业打印乱象违背双减政策初衷，必须加强监管，明确家校责任边界，让教育减负真正落到实处。

减负政策落实不到位，学校老师推卸责任，家长成了打印机奴。

双减政策下微信作业打印成家长新负担，形式主义减负何时休。

政策执行走样让家长苦不堪言，打印机竟成教育刚需实在荒唐。

本文内容涉及教育政策执行问题，需注意避免对具体政策或执行主体进行不当评价，确保讨论符合国家教育方针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