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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仪征大运河畔大码头保护开发项目中，多处不可移动文物老宅被违规拆除、取而代之建设仿古建筑的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与强烈质疑。据报道，该项目涉及的12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民居遭施工方擅自拆除，施工方不仅未按既定方案修缮，更擅自变更多处文物修缮计划且未履行报批程序，用混凝土浇筑的仿古建筑，取代了承载百年历史的砖木老宅。目前，当地文旅部门已承认存在程序过失，并对施工方作出行政处罚，但这一纸处罚，难以弥补文物遭破坏造成的不可逆损失。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是文明的载体，文物保护的核心要义，始终是坚守历史原真性，守护文化根脉，而非对表面风貌的简单复刻与商业化再造。仪征大码头作为大运河盐运文化的实物遗存，其价值不在于外在形制的“古色古香”，而藏于百年老宅的砖木肌理之中，藏于街巷纵横的历史格局之内，更藏于世代居民沉淀的生活记忆之间。然而在此次所谓的“保护开发”中，这些核心价值被弃如敝履：既定的揭顶维修、局部落架方案被束之高阁，施工方直接推平重建；明确要求保存的原始构件，在现场难觅踪迹；不可移动文物被以“发掘古河道”“恢复风貌”为由随意拆除，所谓“织补建筑”，不过是拆真建假的借口。失去原物、原状、原工艺的仿古建筑，再精致也只是没有灵魂的空壳，与文物保护的初衷背道而驰。
这场耗资近3亿元的“保护闹剧”，绝非个例，其背后折射出的三重病灶，是当前部分地方文物保护工作中亟待根治的共性问题。
其一，功利主义思维作祟，重开发轻保护的认知偏差亟待纠正。文物精细化修缮需专业团队、漫长工期与高额投入，而拆旧建新则省时省力、短期见效快。在部分地方和开发主体眼中，文物保护沦为旅游开发的“附属品”，只要打造出能吸引流量的“仿古景观”，能拉动商业效益，便算“完成任务”，却全然忘却了文物保护的首要职责是守护历史文脉，而非创造商业价值。这种短视行为，本质上是对文化遗产的不敬畏，对历史责任的不作为。
其二，程序底线失守，监管缺位失责导致制度红线形同虚设。文物修缮方案的变更，必须经过设计单位重新设计、专家论证、合规报批等法定流程，这是文物保护的基本制度保障。但在仪征大码头项目中，施工方可随意篡改修缮方案，违规拆除文物，而文旅部门的监管仅以行政处罚草草收尾，未能及时制止违法行为，未能守住文物保护的第一道防线。程序的松弛、监管的缺位，让文物保护的制度约束沦为“纸老虎”，为违法行为留下可乘之机。 其三，专业能力匮乏，非专业主导导致文物保护沦为“瞎折腾”。据了解，接手项目的开发商无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经验，项目推进中设计单位换了3家、施工单位换了4家，开发规划毫无章法，甚至坦言“没有成形的规划，走一步看一步”。文物保护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系统工程，需要专业团队、科学规划与严谨执行，非专业主体的盲目主导，让本应精细严谨的保护工作，变成了无序拆建的闹剧，最终既毁了文物，也让巨额投入打了水漂。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伪保护”行为不仅造成了不可逆的文化损失，更割裂了历史与民生的联结。原住居民被全部迁走，百年街区的生活气息与记忆文脉被切断，而耗资近3亿元打造的仿古建筑街区，最终仅能作为“本地市民开放空间”，连开发商都对项目前景缺乏信心。一边是民众对历史文物被毁的痛心惋惜，一边是公共资金投入巨资却收效甚微，这种双重遗憾的根源，在于地方在文物保护中偏离了初心——文物不仅是历史遗产，更是民众的精神家园，保护文物既要守住物质载体，更要兼顾民生诉求，绝不能搞脱离实际、闭门造车的开发。
文物不可再生，历史无法复刻，每一处文物的损毁，都是文明传承的缺口。仪征大码头事件，为全国文物保护工作敲响了警钟：文物保护容不得形式主义，更不能沦为商业开发的工具。
守住文物保护的底线，必须坚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基本原则，明确拆真建假就是破坏文物，对擅自篡改方案、拆除不可移动文物的行为，要依法从严追责问责，让监管真正长出“牙齿”，让制度红线不可逾越。
守住文物保护的初心，必须摒弃功利化开发思维，坚持“最小干预”原则，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杜绝非专业主体主导文物保护项目，坚决抵制为短期利益牺牲历史价值的行为。要回归文物保护的公共属性，充分听取原住居民与当地群众的意见，保留街区的生活肌理与人文温度，让文物“活”在当下，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精神纽带，而非孤立冰冷的景观。
大运河流水千年不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仪征大码头的教训深刻而沉重，各地当以此为鉴，心怀对历史的敬畏、对文化的担当，坚守文物保护的底线与初心，以严谨的态度、专业的能力、严格的监管，守护好每一处历史遗产，让千年文脉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综合：红辣椒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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